环球彩票官网|环球彩票平台_Welcome:越王勾践:从没“卧薪尝胆”也没有“兔死狗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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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提起越王勾践,人们第一时间会想起两个成语:“卧薪尝胆”、“兔死狗烹”。这位春秋时期带领一个蛮荒小国崛起的霸主,一方面以他的忍辱发愤、励志图强的故事让人传诵,另一方面又因其成功后对功臣的“鸟尽弓藏、兔死狗烹”而让人唏嘘不已,大大影响了他的历史形象。勾践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因为诛杀功臣而遭到人们唾弃的君王。

  但是翻遍与勾践同时代的先秦史籍,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关勾践“卧薪尝胆”、“兔死狗烹”的任何记载。这两则故事最早见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而在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越绝书》和《吴越春秋》等史书中,勾践是一位任人唯贤、发奋图强的君主,是一位充满正能量的王者。他在越国存亡之际,以自身杰出的治国谋略和才能,开展了从上而下的社会改革,最终实现了逆袭,灭掉了越国的老对手吴国。他既没有去“尝胆”,也没有想过诛杀范蠡,与司马迁《史记》中的形象有着极大的差别。

  为什么司马迁要在《史记》中增加“尝胆”之类故事情节,并且突出勾践的残忍无情,从而导致几千年来,勾践在人们心中形象的颠覆呢?让我们回顾一下春秋时期吴越争霸的历史和司马迁著《史记》的背景,去分析一下勾践的形象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嬗变的原因吧。

  东周后期,王权衰落,一些诸侯通过兼并和扩张,势力不断增强。周天子已丧失了对国家的实际控制权,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成为一纸空文,晋、楚、齐等诸侯国之间开始为了自身复位,争夺霸主地位,相互间的征战不休。

  此时的越国,本是僻处东南方的一个小诸侯国,它与北面的吴国本来没有多大仇恨,双方都是被当时两个大国晋国与楚国裹挟到战争中来的。

  公元前六世纪,晋国为了抑制楚国,采取了“联吴抗楚”的方针,楚国也不甘示弱,利用“扶越制吴”之策以抗之。公元前510年,吴王阖庐伐楚,以“越不从伐楚”的借口,对越国开展了军事行动。这次战争虽然两国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,但两国间仇恨的种子就此种下。

  公元前496年,越王允常逝世,勾践继位为越王。吴王阖庐乘越国国丧,大举伐越,试图一举灭亡越国。但是两国在檇李之战中,勾践用死士在阵前自杀的战术,一举大败吴军。吴王阖庐也在此战中被箭射伤,不久去世。

  阖庐死后,其子夫差继为吴王。夫差时刻不忘越国射死父亲的仇恨,让人每天在自己耳边提醒自己:“夫差!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?”,将复仇当作头等大事,日夜勤兵习战射,寻找报仇的机会。而此时的勾践却有点飘飘然,认为吴国不过如此,甚至不顾范蠡的劝阻,率先发难,发兵攻打吴国。

  这一次两国在夫椒发生的战斗中,越军被吴军打得大败,勾践被迫率领五千残兵退守会稽。勾践只得派人向吴国求和,几经周折,方才以勾践携妻带子入吴为质的条件,换来了吴国的退兵。伍子胥告诫夫差:“天赐良机不灭越,将来必会追悔莫及。”但是夫差并没有听取伍子胥的忠告,为后来自己国灭身死埋下了伏笔。

  在入吴为质的三年中,勾践忍辱负重,以周文王被押羑里、晋文公逃亡北翟,最后称霸天下自勉,专心为夫差喂马。他用这种极低的姿态换来了夫差的信任,认为勾践已真心归顺吴国,终于被夫差放回越国。

  回国后的勾践,采种文种、范蠡的建议,专心发展生产、奖励生育,增强国力。而此时的吴王夫差却在极力扩张,进行了一系列的伐鲁攻齐之战,使得吴国在连年征战之下,士座疲惫,国力衰退。当强弩之末的吴国在黄池召开诸侯大会,“欲霸中国以全周室”之时,勾践发动了伐吴之战。越军在笠泽三战三胜,终于在公元前473年灭亡了强大的吴国,夫差自杀,吴越争霸以越国取得全面性胜利而告终。

  吴越争霸是春秋时的大事,所以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先秦著作中都有对勾践的详细记载,也留给了后人认识这位越国君主的许多详尽的资料。

  《国语》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,记录了自西周中期至春秋战国之交前后约五百年的历史,有着极强的史料价值。《国语》也是先秦史书中,对勾践记载最多、最细的一部史书。

  在《国语》中,勾践是一位从谏如流、任人唯贤的君主,他与手下大臣关系和谐,越国的大臣对勾践也是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,大多都能被勾践虚心接受,可谓明君与贤臣的典范。

  勾践对人才的使用并不因为其来历和地位有所偏颇,而是人尽其才。他手下最重要的两位大臣文种和范蠡都是楚国人,但是勾践对二人十分敬重和信任,对他们的计策几乎是言听计从。文种每次与勾践商量军国大事时,勾践都是“执其手而与之谋”;而对于范蠡的一些建议,勾践通常都会以“王曰诺”而告终。“诺”在当时通常是下级面对上级的命令采取的一种遵从,从《国语》的记载上看,勾践对范蠡的计策至少“诺”了十次以上,足见他对范蠡的重视。

  灭吴之后,范蠡不愿为官,想乘舟泛五湖,勾践不允许范蠡离开,称:“子听吾言,与子分国;不听,身死,妻子为戮”。这种口头威胁其实是一种真诚的挽留。所以当范蠡去意已决时,勾践为范蠡制造了全身金像,并令朝臣们日日拜之。勾践通过此举,想让越国人都知道范蠡对越国做出的巨大贡献,也是对其他大臣为国尽忠的一种倡导,表达了自己对功臣的态度,是一种极为高明的帝王之术。

  《左传》对吴越之战的战争经过记录得十分详尽,比如笠泽之战,《左传》的记载如下:“越子为左右句卒,使夜或左或右,鼓嗓而进,以三军潜涉,当吴中军而击之。吴军大乱,遂败之”。

  作为战场上最高指挥者,勾践在这次战斗中指挥越军时左时右,鼓噪而进,让吴军摸不清越军的主攻方向。正在吴军迷茫之际,勾践的偷袭部队直插吴军心脏,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。从勾践的指挥艺术可以看出,这个人精通兵法,临危不乱,显示了他军事指挥的才能。

  越国之所以能很快从战争废墟中崛起,与勾践重民爱民有着极大的关系。在励精图治的数年中,勾践做到了“疾者吾问之,死者吾葬之,老其老,慈其幼,长其孤,问其病。宽民以子之,忠惠以善之”。他深知百姓的重要性,所以从吴国归来后,他带头亲自耕作,为百姓制定奖励结婚生育的政策,以此增加国家的人口;对牺牲的战士家属免除税赋;招贤纳士,礼待人才。《荀子》说勾践做到了“乡方略,审蓉佚,谨畜积,修战备,上下相信,而天下莫之敢当”。

  纵观与勾践同时代的史书,勾践都是一个能够严于律己、爱民爱才、从谏如流、具有很强军事能力的君主,是一位有谋略,有担当,有抱负的越王,所以他才能在国家受到重大打击时,能够以最短的时间,在废墟上重建了越国,并且灭亡吴国,称霸中原。

  《史记》是古代史书集大成者,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,记载了上至黄帝时代,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。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。同时,《史记》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,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,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《离骚》,有很高的文学价值。

  正是因为《史记》的文学性,使得它在记载历史人物时,为了人物刻画与情节叙述的需要,可以通过一些文学想象与描写,突出历史人物的形象,使其更加丰满生动。而这正是造成勾践历史形象发生嬗变的原因。

  司马迁是一个史学家,也是一个文学家,他笔下的勾践脱胎于先秦典籍,但为了写活勾践,他有意无意的通过一些情节的变动,去突出勾践的性格特征。这种写法,可以将历史上的人物写活,又不完全拘古泥古,这正是《史记》的特色。

  在夫椒之战勾践战败,被迫退守会稽之际,《史记》通过记载勾践与手下对吴国君臣实行离间计,达到了保存越国的战略目的,突出了勾践临危不乱、善用权谋的过人之处。可是这个记载,与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等有着一定的出入。

  以伍子胥之死为例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记载伍子胥的死亡时间,都是伍子胥两次劝谏夫差不要攻齐,要先亡越后攻齐的建议被夫差拒绝,之后吴国伐齐得胜而归,夫差责怪伍子胥误国,逼死了伍子胥。也就是说,伍子胥之死,是吴国战略方向上的分歧造成的,并不关勾践的事。但是为了突出勾践、范蠡等人的智谋和形象,司马迁延缓了伍子胥的死亡时间,加入了伍子胥阻止夫差借粮给越国的情节,并且让伍子胥说出了“王不听谏,后三年吴其墟乎”的话。正是勾践利用了伍子胥的这句牢骚话,让伯嚭在夫差面前进谗,使得夫差中计,赐死了伍子胥。

  司马迁通过以上的改动,突出了夫差的愚蠢和勾践的智慧,也突出了伍子胥的“忠”和伯嚭的“奸”,使得上述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生动,也暗中指出了勾践性格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一面,为后来描写勾践诛杀功臣做了铺垫。

  在写《越王勾践世家》时,司马迁在沿袭了之前的史料的同时,将个人的情感寄托其中,创造了勾践“卧薪尝胆”的故事,塑造了历史上一个最能隐忍的人物的丰满形象。

  在《史记》之前的任何一部史书中,只有对夫差让人时刻提醒自己“夫差!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?”的记载,而并没有勾践“坐卧即仰胆,饮食亦尝胆”的记载。勾践天天让人追问自己“汝忘会稽之耻邪?”的描写,毫无疑问是受到夫差做法的启发,是为了突出勾践时刻不忘复仇的性格特征而进行的艺术加工。

  其实就是在《史记》里,也只有勾践“尝胆”而没有他“卧薪”的记载。勾践“卧薪”的故事,是宋朝时才出现的,“卧薪”的对象最初也只是三国时的孙权,而不是勾践。

  司马迁为什么会给勾践加上“尝胆”这个细节呢?据史学家们分析,可能与司马迁个人经历和当时的环境有关。司马迁遭受宫刑之后,之所以苟活人世,忍辱负重,完全是要去完成《史记》这部巨作,但是他心中对汉武帝的不满是肯定的,《史记》是司马迁“愤而著书”情况下的产物,所以他不可避免的会将自己的一些情感交织在书中,寄托在书中人物身上,这是人之常情,也是艺术创作的一种通例。

  勾践为了复仇做出了艰辛的隐忍,司马迁同样为了写《史记》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,他们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。为了突出勾践复国之艰辛,隐忍之坚毅,同时也将自己的灵魂和内心寄托在勾践身上,希望自己也能像勾践一样取得成功,司马迁在争光践身上加入了“尝胆”的桥段,塑造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争光践形象。

  也许是有着相近的遭遇,在春秋时期的诸侯中,司马迁对勾践的认同感是最强的。

  春秋时期,诸侯霸主如过江之鲫,你方唱罢我登场。但是这些诸侯中,只有勾践一人的传记名称上带上了“王”字。司马迁自己的解释是:“勾践困彼,乃用种、蠡。嘉勾践夷蛮能修其德,灭强吴以尊周室,作《越王勾践世家》第十一”。这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勾践的认可,大大超过了其他争霸天下的诸侯。

  孟子曾经说过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智,劳其筋骨”,勾践的经历,百分百符合孟子的理论,是对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的最好诠释。司马迁在写《史记》时,正好处于这种状态。面对没有完成的《史记》,当时的司马迁也不知道自己一生究竟还有没有可能去完成,所以他需要一种忧患中奋起的精神去激励自己。可以说,从某种角度上看,勾践就是司马迁的榜样,为勾践增加“尝胆”的情节,就是司马迁自己在逆境中奋发的自我激励,也是他自己“尝胆”的一种写照。

  从勾践本人的言行和治国来说,他也符合司马迁的审美标准。相比夫差的穷奢极欲和穷兵黩武,勾践在灭吴称霸后,还向周朝进贡,维护诸侯间的秩序,对国内百姓也非常关怀,是司马迁心中“明君”的典范。况且司马迁有游侠之心,他的《史记》中对复仇者往往大加褒扬,对那些快意恩仇的侠客不惜笔墨加以赞美,对勾践形象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,使其更加饱满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 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。勾践既然符合司马迁的审美,为什么要司马迁要通过文种之死,去把勾践性格中的阴暗面写得那么详细呢?要知道司马迁是一位史学大家,惯会“春秋笔法”,他为什么要将勾践塑造成“可以同患难,不能同富贵”的过河拆桥者呢?

  文种被勾践赐死,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史学家,司马迁不可能去隐瞒这段历史。但是在先秦其他史料中,文种之死的描写比较简单,并没有出现范蠡与文种间“越王为人长颈鸟喙,可与共患难,不可与共乐”之类的细节。这只有一个解释,就是司马迁借勾践杀文种,以古讽今,表达他对汉武帝的不满。我们知道司马迁获罪的原因是他在朝堂上为李陵辩护,触怒了汉武帝。司马迁一直认为李陵兵不满五千,却深入到敌人腹地,虽然打了败仗,可是杀了许多敌人。李陵的投降匈奴,是无奈之下的举动,是汉武帝的小舅子李广利不发救兵造成的。司马迁始终没有改变这个看法,就是下狱后,在酷吏杜周手中,他也始终不屈服。作为李广的孙子,李陵和李家数代为汉朝打击匈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,“ 虽古名将不过也。身虽陷败,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。”汉武帝杀李陵全家的行为,司马迁是极为不屑的。

  但是在封建社会,君权大于天,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这种不满,只能藏在心里,无法写进他的《史记》之中。经过宫刑的司马迁,对君主们的过河拆桥式的无情有了更深的理解,与时在《史记》中,他将勾践杀文种的情节放大,用详细的笔墨去描绘下来,以此借古讽今,达到他内心对统治者批判和抨击的目的。

  经过司马迁一些微小的细节上的改动,既没有刻意去夸大或者诋毁历史人物,又使得勾践的形象更加复杂化和生动化,也使其形象更加深入人心,成为《史记》中特别出彩的人物之一。

  历史上的勾践,是领导弱小的越国称霸中原的明君。他知人善任,从谏如流,忍辱负重,是一位伟大的君主。

  《史记》中的勾践,寄托了作者司马迁的思想情感和人生感悟,是司马迁有意塑造的一个有着极强隐忍精神的英雄,是司马迁自己的榜样。但是司马迁也用“借古讽今”的笔法,在勾践身上,将他对统治者对功臣的无情的抨击隐晦的表达出来,使得勾践的形象更加完善,性格更加突出。

  汉朝之后,勾践的形象不断出现在一些文学作品之中。这些作品有对勾践谋略和隐忍精神的赞扬,也有对他杀功臣的否定。勾践的故事越来越离奇,也出现了西施、郑旦等人物。在这些文学作品的传播下,人们记住了勾践“卧薪尝胆”的故事,也记住了他“鸟尽弓藏”的无情。但这并不是真实的勾践,而只是一个名叫“勾践”的艺术形象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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